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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镜头]访罗瑞卿大将长子罗箭:父亲,一直没有走远!  

2011-12-23 15:48:04|  分类: 历史秘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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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罗瑞卿大将长子罗箭:父亲,一直没有走远!

素材:网络

在灿若星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方阵中,有十颗最耀眼的大将之星,他们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

时光荏苒,如今,将星陨落,连他们的下一代也已都是垂垂老者。

这些坚贞勤勉的红二代们,秉承先辈的精神,曾经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建立了不小的功勋,他们无愧于先辈,从而使人们对昔日将星的崇敬之情得以延续。此次《祖国》记者将走近罗瑞卿大将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原副政委罗箭少将,倾听他的心声。

流转的童年

“当年,不是八路军战士在抗战时期都能结婚生子的。结婚的资格是“二八三团”,即年满28岁、党龄满3年、团级以上干部。符合这些条件,结婚后孩子生下来才会进入军队名册,获得军队的生活供给。

而1938年,父亲当时已有32岁,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该校14个大队的大队长,属于团级干部。这样,他和母亲便有了第一个儿子,那就是我。”罗老微笑着讲述那段历史。

当时父亲罗瑞卿在太行山前线作战,小罗箭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

所以,罗箭童年的许多记忆都与黄土高原上的小镇延安有关,那段时光还常常伴着炮火和转移。他随着小伙伴和大部队,一路从延安到河北省阜平县易家庄,再到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古贤村,直到镇守北平的傅作义和平投诚,他们才跟着荣臻小学迁入北平。

1949年年初,罗瑞卿到北平,筹建共和国的公安部。在数公里之外西单李阁老胡同,原四存中学旧址成为荣臻小学校舍,这个原来国民党的秘密情报训练机构面积不大,就是小罗箭对古都北平最初的记忆。

这段最初的记忆只持续了几个月,结束短暂北平岁月的人是林月琴——罗瑞卿好友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负责四野干部子弟学校,当时学校在天津,她认为条件比荣臻小学好,就将罗箭带到天津上学。

据罗老讲述,这种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军队干部的孩子一直就是在部队学校长大的,父母们也很放心将孩子交给好友照顾。

1951年2月,父亲罗瑞卿将罗箭接回北京。罗箭重回荣臻小学,那时学校已更名八一小学,就是如今的北京八一中学的前身。

这一年罗箭亲眼目睹了国庆阅兵式,

“我看见,毛主席起初只是原地朝下面的人群挥手,后来他向前走到观礼台最外侧,朝着人群挥手。”这个场面让罗箭印象很深。

4年之后的国庆前夕,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授衔仪式举行。罗瑞卿位居十名大将之列。穿上大将服的罗瑞卿和其他将帅,被印在画册上,很多年里都在中国广为流传。

罗箭印象里,那天,家里人和工作人员也纷纷和威武的罗瑞卿合影。

1958年夏天,20岁的罗箭在圆明园旁边的北京101中学完成了高中学业。

圆梦“哈军工”

在罗箭的记忆里,父亲对他的真正影响,是从进京后开始的。有一次,他们几个兄弟姊妹坐在一起商量将来学什么专业。正在看报纸的父亲,抬起头说了句:“我们这一代人,打了一辈子仗,可对建设社会主义却搞不懂,现在是到你们这一代建设新中国的时候了。我看,还是选择理工科的好,将来用得多。”这话深深印在于罗箭的心里,并从此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

解放前后,当时领导人的子女高中毕业后,最向往的出路是赴苏联留学,向老大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中苏的蜜月期并未长久。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并于1959年最终破灭。

一同破灭的还有罗箭壮志满怀的留苏梦,他只能去读国内的大学,可以选的是专业。罗老讲:“现在,最热门的专业可能是金融和IT,但在我那个年代,人们相信尖端科技可以给国家带来巨大力量,而最前沿的、最时髦的科技就是原子能。”

当时,美国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深深吸引着他,日本广岛上的硝烟在他脑海中久久不散:富国强兵,离不开原子弹。

和当时许多热血满腔的年轻人一样,当时酷爱理工科并一直担任物理课代表的罗箭同学最向往的大学就是“哈军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这座1953年由陈赓当院长的中国第一所著名军事院校,而且打定主意要学“原子能”专业。

提起哈军工建立之来由,罗老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时任志愿军副司令陈赓伯伯从前线回来曾与毛泽东谈起过朝鲜战争,心直口快的陈赓伯伯说,都说朝鲜战争我们打胜了,但是从伤亡人数来看,虽然是美军19万,我军16万,但美军是亡少伤多,而我军却是亡多伤少,这样看来我军并未占多大优势。原因就是我军小米加步枪,都是轻武器,杀伤力太弱,敌人则是飞机加大炮,火力太强,敌我武器装备力量悬殊太大。

毛主席沉思了一会,说这个斯大林也建议过,‘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军工系统,要建立军工系统就一定要培养大量军工人才。苏联已经建立了很多这样军事学院,比如工程物理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通讯兵工程学院,而且分科很细’。主席说‘我们国家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建立不了那么多,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大学还是可以的。’这样在中央研究决定下,1953年建立了“哈军工”,说给哈军工找个校长,就找来了陈赓。这就是咱们国家第一所综合性的军事工程院校。”

同为十名开国大将的陈赓与罗瑞卿是长年的战友。罗老回忆说,填报志愿的时候,他曾经向陈赓伯伯咨询过哈军工的情况,并说明想学原子能专业的意愿,但哈军工当时并未开设原子能专业,于是在陈赓伯伯的建议下,罗箭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系,这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所开设的原子能专业的大学。1958年,这个专业首次招生,也成了罗箭唯一的选择。那年高考,成绩优异的罗箭同学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被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专业顺利录取。

但是,能上哈军工依然是罗箭心中梦寐以求的理想。1961年,当得知哈军工已经开设核物理专业,并决定从各地方大学三年级招收一批具有原子能专业知识的插班生时,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父亲讲,他还是想上哈军工的核物理系,没想到父亲很高兴,说‘好啊,哈军工那是咱们自己的学校,你要想去那是好事。’

父亲居然那么爽快地同意了,这让罗箭激动万分。罗箭最终如愿以偿,圆了自己的哈军工之梦,并以优异成绩于1963年从哈军工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自己培养的原子能专业人才。

据罗老回忆,“当时的整个国际环境还是东西方对峙,在毛主席的‘备战备荒’战略指引下,51、52年筹建哈军工时,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为了支援朝鲜战场,朝鲜战争结束后又是越南战争,以及解放台湾问题,所以我们国家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军工体系,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

刚开始上军工都不是从社会上招,而是在部队里选拔年轻的高中生,这些选送的人学成以后将来是要上前线打仗的。所以中央政治局在研究成立哈军工的时候,陈毅元帅就曾在开会时动员中央领导人都要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哈军工去,干部子弟都要以身作则。”

所以多年以后,罗箭才终于明白父亲当时为什么没有反对他去哈军工,自己正在实现的梦想,其实在父亲心中早已萌芽。

这从他们兄弟三个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来。“箭、宇、寰”,父亲是用他们的名字,寄托了心中科技强国的夙愿:希望新中国尽快研制出火箭、原子弹和宇宙飞船。

有意思的是,罗瑞卿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两弹一星”专业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从此,罗瑞卿一家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打上了交道。

参与首颗原子弹研究

1963年夏天,罗箭毕业,并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的第21研究所,参与核试验的理论研究。这个研究所在新疆罗布泊,但因为当时那里科研条件太差,暂时在北京郊县通州的城区办公。

提起那段极其艰难的岁月,罗老感慨万千,“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俄文资料匮乏,成本资料全都被苏联专家带走了,有些被剩下来的资料也已被他们删改了数据。所以当时看的大都是英文资料,而当时美国发行的资料是不允许给中国的,那些英文资料都是中国的留美学生,用相机把资料偷拍后带回国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从日本花高价买回来的,不敢带杂志,也都是用缩微胶卷拍下来带回来的。

当时为了阅读这些来之不易的资料,我们用一个类似于放大镜的阅读器,在暗室里看,一看几个钟头,看得眼睛都酸,阅读的非常辛苦。

更困难的是,我从初二到大学四年一直学俄文,用的也都是俄文教材,为了能够阅读这些英文资料,只能马上学习第二外语,所以从大学五年级我学了一年的英文,之后研究生主任便拿了几份英文资料让我承担实验项目。”

罗老至今还记得,那时几个技术人员常常围在一起,将每个生词都用词典查出来,但仍然不能流畅地翻译出研究资料的窘迫情景。

研究设备也极其匮乏,当时的艰苦条件,让现在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罗老说:“当时没有计算机,只有科学院有个一台速度很慢的超大型电子管计算机,而且一般是轮不上用的。当时的计算器都是手摇式,还不充裕,多数时候大家用计算尺,甚至算盘。”

说着罗老起身回书房,取出一个长方盒子,从里面拿出一把极为简陋的计算尺,“这就是当时配给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计算工具了,我们的第一代核试验就是靠这个东西弄出来的。”罗老说着微微一笑,将它小心翼翼的托在手中,仔细端详着,小小的一把旧尺,鉴证着一段激情和艰难的岁月,寄托着罗老青葱年代里一段无比宏阔的原子情结。

罗老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就是,很多技术人员在篮球场上围成一圈,每个人一个算盘,计算出一个数据,给下一个人,一个人接一个人,流水作业。

罗老回忆,他是在同年3月份作为先遣队深入新疆罗布泊原子弹实验场的。“当时那里是个很大的工地,地理条件非常恶劣,沙尘暴肆虐,我们住在帐篷里,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满床满头都是沙子。

当时每个人有个水壶,每天有定量的水,但严重不足,就只有喝附近孔雀河的水,孔雀河也只是在雨季时才有一些水,又酸又苦,喝完十分钟后就要拉肚子。”

喝这样的水无异于饮鸩止渴,不过在罗老他们看来这不算什么,“苦真是苦,但要说高兴也是真高兴,那可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提起那段岁月,罗老无限感叹,身负国家重任,就是靠这种精神的支撑,大家依然保持浓厚的工作热情,因为在当时,没有什么比最终取得核试验的成功更为喜悦事情了。

就这样,在位于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光学测量站的地堡里,罗箭一呆就是8个月。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由于原子弹射线极为强烈,近距离肉眼观测可以将眼底视网膜完全烧伤。当时,罗箭和许多科研人员退到试验场60公里外的一座叫“白云山”的小土包后面,大家背对爆炸中心,坐在地上,蹲着双手捂着眼睛,各自心中默数六十下,然后起身撒手。

“我数了60下,感觉没人站起来,于是继续数,这时突然有人说‘起来了’,我们就都起身看到蘑菇云起来了,然后大家都振臂呼喊,兴奋不已。”罗老说,当时摄影师也兴奋地欢呼,竟忘记拍摄,只好让大家重新欢呼一次,以供拍摄。

胜利的消息传到党中央国务院,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东方红艺术团演出人员的毛主席,抑制不住喜悦地说:“总理啊,为什么不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给大家?”总理走向台前,在宣布这个消息之前,还宣布了一条纪律,说大家听了以后,可以鼓掌,可以叫,可以笑,但不许跳,否则人民大会堂的地板会吃不消的。然后向大家郑重宣布:“我们国家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了。”在场所有人都跳了起来,此后,举国振奋,全民沸腾。

1964年,罗箭立了三等功。以后他又参与了第二次原子弹的成功试验。

当年钱三强夫妇1949年从法国回来后,曾向毛泽东转达他的老师、著名科学家老居里夫人的一句话:“中国要反对核武器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从1964年10月16日开始,中国凭借自身的艰苦努力,最终能够以过硬的核技术实力实现“以核制核”的和平理想,捍卫国家的自由和安全。

情系老区人民

40岁之后的罗箭,在总装备部的各个部门中辗转,既做过技术性干部,又在政治部工作多年。最终,他于1996年在后勤部副政委的职位上退休。在他退休前两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不过,这位少将军官最初的梦想是当上院士。

退休后的罗箭,生活得很平静,他常常散步、游泳。他慨叹父亲去世得突然,甚至没有留下回忆录,他希望可以整理、研究出父亲的人生。

在退休第10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罗箭和许多开国元勋的后人一起重走长征路。此次重走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等地,让罗箭等直接感受到祖国西部一些地区的贫穷,他们沿途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和100座图书馆。他们还希望利用余热为这些地区做更多事情。这些开国元勋后代们,在2009年国庆节之前也频频组织活动,继续为西部地区建设出力。

如今的罗老身在北京,心系老区,他的最大心愿就是动员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和个人尽可能给老区建设以支援。“我们平时会出席一些慈善募捐的活动,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做不了大事,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罗老总是那么儒雅和谦逊。

父亲曾经告诫过他们“要夹着尾巴做人!”话语朴素却蕴含深刻的道理,罗老始终不忘父亲的教诲。

2006年在罗瑞卿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罗瑞卿大将的故乡南充市委,为纪念这位开国将军的丰伟事迹,编写了一部罗瑞卿画传,其中录有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它生动真实地记载了罗瑞卿大将戎马倥偬的光辉一生。

罗老把那本珍贵的图册送给记者,并在扉页上郑重地签写他的名字。也许这个时候,这种方式,能让他和父亲靠的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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